家祭。旧时，民宅内设有神龛，上供列祖列宗牌位（木主）。清代统一置“天地君亲师神位”，民国改“君”为“国”。家祭每月朔、望及上元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及除夕进行，逝世周年、两周年、三周年统称祭日，也当进行。通常是烧香焚纸，点灯敲磬，行“一跪三叩首”礼，其中除夕和祭日必供奉“三牲”，烧纸也多，家祭为崇敬祖先，祁福消灾，求祖先保佑，是衡量后人孝亲的重要标志。
祭祀有若干清规戒律。祭供对象要选择重点，祭祀不能过频，供品不能过奢，过频过奢则为“淫祀”。祭祀时，许了菩萨“挂红”、“贴金身”、“修庙”的愿，得福后须兑现还愿，否则将会降祸。孕妇、寡妇禁止参加祭祀活动。另外，“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”。摆供品也有陈规，观音吃斋，不供腥晕；祭社稷神不供谷米和鸡（音同“饥”）；供牛王爷、马王爷佑牲畜平安，不用六畜；祭祖供品，应根据其生前嗜好制作。祭祀要求虔诚，服装要整洁，上供上香前要净手，要双手上供、上香，移动神像或祖宗牌位要求用双手，切忌不敬动作。
祠祀。宗族祠祀，在同族居住区设有宗氏祠堂，供奉宗氏始祖和历代祖先，城区内较少。后来改为春秋两祭。春祭多选清明前后，祠祀先出告示或鸣锣通告，至时，同宗老少聚集，由族长主持仪式，经过奏乐、鸣炮、点灯、上香、酌酒、进爵、献牲、扎香、化纸、宣读颂词、祈求保佑等程序，然后论辈跪拜叩首，礼毕，分享祭牲，合族欢宴；也有搭台子接戏班子唱戏的。宗祠内多立有“家训”、“家法”、“家规”，主张“精诚团结，荣宗耀祖”，规定凡建屋、婚娶、生子、中举要到祠堂“禀祖”行礼。祠堂也是家法实施场所，轻者鞭笞，重则处死（男杖毙，女沉塘）。民国以后，祠堂渐废，祠祀亦停。
祭门神。目的是防患妖孽进门。清代，民间有贴“门神”习俗。门神形象原为钟馗、秦叔宝与尉迟恭，后世又出现“福寿天宫门神”、“和合二仙”，也有将军图像等。
祭灶神。灶神有灶王、灶君、灶王爷、灶奶奶之称。常于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，从商店购灶神画和鸡骨糖（即“灶糖”又称“胶牙糖”），俗谓灶王爷吃后粘牙，无法向玉皇启齿告状。另有和尚、尼姑挨户沿门分送“灶疏”化缘。
祭财神。“财神爷”有文武之分，文为比干，武为赵公明，民间多供奉后者。每届农历腊月，小贩沿街叫卖财神赵公元帅画，不说“卖”，而说“送财神”。购者不说“买”，而说“请财神”。财神最受欢迎，家家供奉，商家尤其如此，常年香火不断。财神像也由纸绘而为陶瓷、木雕、泥塑。皇历封面、请柬、灯笼、账簿、商品包装等上面，也随处可见财神画像。俗谓碰“财神”越多，“财喜”也越多。旧时，商家在店堂内设“财神堂”，各会馆则设“财神坛”，供坛上挂“元宝”，悬横幅，上书“一本万利”、“招财进宝”、“宝藏兴焉”等。早晚一炷香，拱手行礼。农历正月初五为财神诞辰，会馆邀请同业大小业主祭拜，鸣炮奏乐，献三牲，点龙凤烛和富贵灯，拈香焚纸，行礼时口诵“体察苦难，赐福百姓”、“穷魔远离，财运亨通”等偈语。春节，商家歇业四天，初五“开市”前，老板及伙计聚会，谓“接财神”，张灯结彩，供猪头猪尾、羊头羊尾、鸡、鱼等，然后齐拜财神，互祝新年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，酒宴通宵，直至临晨开市。
新中国时期，特别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“财神”一度匿迹。80年代后，随着经济形式的多样化，“财神”又重新进入商家，有的商家供奉“关公”。“财神”多用陶瓷制品，香烛多以电照明取代。
祭祖师。旧时，各行帮均有祖师，分设庙坛宫阁，又按籍贯细分为帮，崇祭的师祖更各不相同，因此祭祀的宫、庙遍布街巷，武汉解放后不兴。
祭关帝：旧时，供奉关帝庙的甚多。农历五月十三日，民间定为关帝诞辰，又称“雨节”，俗传此日“旱魃”入境，需祈关公驱之，若下雨，则谓关公显灵，下了“磨刀雨”。武汉解放后不兴。
祭土地。农家素以立春、立秋后的第5个戊日为“社日”，分别称“春社”、“秋社”。清代，社神为“土地公公”、“土地菩萨”，一般在村头建土地庙，供奉其塑像。塑像不尽统一，多为幞头圆领、白发白须或白面黑须的慈善长者，还有再塑“土地奶奶”作陪的。每届春节、清明或建房、迁新居等，必谒土地，称“报庙”，祈求菩萨保佑。农历二月初二为土地菩萨生日，各家上香焚纸，磕头祷告，则为群祭。人口众多的村，也有唱社戏娱土地神的。武汉解放后不兴。
祭平安。旧时，谌家矶沿江多住有船工和渔民，于是建有“王爷庙”（在今省土产仓库宿舍处），渔民及船工每天必到庙内烧香供礼品，祈求王爷保佑水上安全。每年春社唱汉戏，都要恭恭敬敬地将王爷“请”（抬）出来一同看戏，形成当地传统民俗。武汉解放后不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