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思想活跃、交融广泛，是文化发展较快的时期。河南文化的发展仍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。以建安文学为代表，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其中“三曹”，即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，长期生活在河南地区，曹操《蒿里行》、曹植《洛神赋》等许多著名诗篇，都是反映河南地区状况的。
建安七子曾同居邺（今安阳北）中，亦称邺中七子，其中阮瑀是河南尉氏人，应玚是汝南（今项城南顿）人。享誉文坛的“竹林七贤”，不仅长期活动于河内（今沁阳）地区，以阮瑀之子阮籍的诗歌成就为首，而且河南人占了大半，有山涛、向秀、阮咸和阮籍。
此外，中牟人藩岳的诗作词采华丽，“烂若披锦”；女诗人蔡琰的《悲愤诗》是建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；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、谢朓都是阳夏（今太康）人，谢灵运的诗富丽精工，谢朓的诗清新流畅；北朝新野的庾肩吾、庾信父子2人，融合南北诗风，对唐诗产生直接影响，深得唐代诗人的称赞。
与文学成就辉映成趣的是出自中原的史学大家和名著，温县人司马彪作《九州春秋》、《续汉书》80篇；顺阳（今内乡）人范晔着《后汉书》，“以意为主，以文传意”，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；陈郡阳夏（今太康）人袁宏着《后汉记》30卷，成书早于范晔的《后汉书），对研究东汉历史有很大价值。
在思想方面：南阳人何晏与王弼首倡清谈玄学，成为一时崇尚。阮籍、向秀继而发挥光大，使玄学成为显学。三国时商丘人杨泉提倡无神论，南朝时顺阳南乡（今淅川）人范缜的《神灭论》更给神学理论以沉重打击，他们的哲学思想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。
河内（今沁阳）人张子信致力于天文观测30多年，发现太阳和行星的运动也不均匀，合朔时月在黄道或黄道北会影响日食的发生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