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,不管是初都南京,还是迁都北京,抑或是曾以开封为陪都,河南都远离了政治、交通、经济中心,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,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,河南的整体发展速度和水平与京畿和江南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。
河南在全国军事战略地位的特殊性,决定着历朝历代所有大的战争几乎都以中原为主战场,同时决定了河南人民多灾多难的悲惨命运。再加上严重自然灾害的破坏,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或举家迁逃,或大量死亡。元末持续战乱和黄河的泛滥肆虐,使河南人口更加稀少,土地大片荒废。据统计,洪武年间,信阳、裕州(今方城)、考城(今属兰考)、柘城、夏邑、宁陵、新蔡、泌阳、镇平、新野、胙城(今属延津)、唐县(今唐河)等许多州县的人口,都在千户以下。而与河南相毗邻的山西省则人多地狭,衣食不足。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生产、发展经济,同时解决山西的多余人口问题,明代统治者便采取移民垦荒政策,把山西民户迁到河南定居。从洪武二年(1369年)开始的50多年间,户部组织太原、平阳、泽州、潞州、辽州、沁州、汾州等所属近70县的山西人分批迁来河南,主要定居在怀庆、卫辉、彰德、开封、归德、汝宁(今汝南)、南阳、河南等8府12州88县。当时,户部和地方官府在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广济寺设置移民机构,办理迁徙手续,颁发迁徙证件,因此,史称这次持续半个世纪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为“洪洞移民”。因广济寺西侧有一棵大槐树,这些移居河南的山西人世代便以洪洞大槐树作为故乡的标志。洪洞移民,给中原地区增添了新的活力,促进了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,同时山西地区的风俗文化也随之传入河南。
1394年明朝政府发布“额外垦荒,永不起科”的诏令,规定河南、山东等4省农民除纳税的土地外,如有余力继续垦荒,垦地听其自有,永不征税。这种办法施行70多年,对于河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同年明政府下令,河南、山东地区的农民凡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以后栽种桑枣果树的土地,不论多寡,俱不起科。这样,在粮食总产量逐步提高的同时,经济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加。到万历年间,河南有耕地74万顷,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.5%,居全国第3位。人口也由明初的189万增加到519万。棉花、烟草、玉米等在河南都有种植。河南开始成为全国主要的产棉区,叶县、卫辉、开封、南阳、河南、汝宁等府郡都是重要的棉花产地。大量种植棉花,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,促进了丝织业、棉织业的发展。明代河南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,但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。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,河南地区依然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。宣德年间,朝廷在全国商业发达城
市设立钞关多达33个,而河南只有开封1个。
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是文化的衰落。明代河南在科技文化领域已经与先进地区拉开了很大差距,更无法与历史相比。但也出现了一些科技文化水平很高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。沁阳朱载堉是明代的一颗科学巨匠,对乐律学、数学、历法的研究造诣很深。在世界上,他第一个发现并实践了十二平均律原理;第一个创制了按十二平均律原理发音的乐器——弦准;第一个提出了“舞蹈学”一词,并规定了属性大纲,描绘了世界上最早、最详尽的舞谱舞图;第一个得出求解比数列的方法;在数学上第一个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换算方法,第一个在算盘上进行开方运算;在天文学上,他精确计算出回归年度的长度值,测定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;在计量学上他的关于律尺和常用尺相互关系,关于古代累黍定尺的方法等研究结构,一直影响到今天。在植物学研究方面,朱楸编着的《救荒本草》详细记载了主要分布河南的414种野生植物的产地、名称、形状、特征、性味及烹调办法,并绘有各种植物的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的形状,被中外学者誉为具有巨大科学价值的植物学著作。他撰写的《普济方》168卷,收载医方6万余个,为历代医方之最。另外,在文学复左运动中,李梦阳(扶沟人)、何景明(信阳人)名列“前七子”主次席,王廷相(兰考人)亦列名其中。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明末,侯方域(商丘人)主盟复社,他的散文时推第一。
明代首开中国历史上巡抚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制度,一代名将于谦是河南的最早长驻巡抚。他祖籍考城(今河南兰考),曾祖迁居钱塘(今杭州)。1430年,于谦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、山西两省,夏秋驻开封、冬春在太原。他重治黄,勤于政,创平粜,设义仓,济灾民,对河南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,深得百姓拥戴。1446年,于谦受诬下狱,河南绅民纷纷自愿赴京为他鸣冤,得以重任河南、山西巡抚。1448年,于谦被明英宗以“谋逆”罪杀害,河南人民在开封城内他的旧居建立于公祠,以示纪念。
河南洛阳人刘健耿直辅政,力抗奸党,成为明代名臣。刘健,天顺进士。成化初纂修《英宗实录》,受知于孝宗,任礼部右侍郎、翰林学士,入内阁参政。后任首辅,与谢迁、李东阳同心辅佐朝廷。武宗即位后,他身为顾命大臣,一再上疏极谏,反对太监刘谨等“八虎”弄权,并与内阁辅臣谢迁、司礼太监陈宽等人密谋铲除刘谨,事败辞职返乡,居家而卒。
明末,政治腐败,宦官弄权,党争纷起,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尖锐,劳动人民为生存所迫铤而起义。河南各地农民纷纷利用白莲教秘密组织反抗斗争。明末农民大起义首先于1627年在陕西爆发。1635年农民军13家72营集中河南,部从20多万,各部首领会盟荥阳,共商作战方略。李自成力主联合作战、分兵迎击、斗争到底,得到一致赞同。荥阳大会后,农民义军由分散作战转变为协同作战,壮大了声势;荥阳大会提出“协同作战”,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。
李自成义军虽首义于陕西,但他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,河南农民给其极大支持。在明朝统治者“四正、六隅、十面网”的围攻下,起义暂时转入低潮。1639~1640年,河南发生严重的旱、蝗灾害,饥民塞道,给农民义军的再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李自成等主要将领适时返豫,树起义帜,各地饥民争相投奔,数月内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。针对当时河南土地高度集中、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形势,李自成采纳杞县人李岩建议,提出了“贵贱均田“、”迎闯王、不纳粮”等口号。把平均土地作为口号明确提出来,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这还是第一次,具有极大的感召力。原来分散在河南、山东一带的义军,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,农民军势力更加强盛。1641年农民军攻占洛阳,杀死贪暴无度的福王,进而控制了河南全省。李自成以河南为基地,迅速壮大力量,成为全国农民义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。在取得汝州大捷后,李自成挥兵直捣西安,建立大顺政权,并最终在1644年攻取北京,复灭明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