姓氏的出现，大约在进入氏族社会前后。远古的姓是血缘群体的标识，用以表示有血缘关系的世系同族；氏则为同一血缘群体所衍生之分支的标识。在先秦封建宗法制度下，姓氏的单纯标识作用，与封建宗法制紧密相连，用于“别贵贱、分尊卑”。随着奴隶社会的衰落和封建社会的崛起，姓和氏开始合而为一，其用于“别贵贱”的功能渐趋淡化，但仍然起着“分血缘、别婚姻”的作用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，士族门阀制度兴起，将姓氏分等差以别贵贱之风又随之而起，到魏晋时期达到极盛。至五代、宋初，士族门阀制渐为收敛，然姓氏等差观念甚浓。宋以后，随着门阀制的衰亡，开始了取士不问家世，婚姻不问门阀。但千余年来，以皇室国姓为尊、士族大姓为贵、庶姓小姓为卑之观念一直存在，直至民国时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以姓氏别婚姻的作用尚存，婚姻法规定：三代近亲（多为同姓）为血缘亲，不许婚配。同时，姓主要作为人们相互交往的标识符号见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。但是在民间，50年代初期以姓氏为标识的户族观念仍很浓厚，人们常用“一笔难写两个‘某’（指某个姓）字”来说明和强调同姓之间的亲近关系，对于同姓之人，往往以“一家子”、“宗家”相称。进入六七十年代，姓氏观念曾一度收敛。80年代以来，在乡间，一些大姓对杂姓、小姓之家的歧视和自恃姓大族众之事又有出现。
择姓习俗：姓氏的择用自古多有不同。母系氏族社会，同一个部落的姓均随这个部落的老祖母之姓；进入父系社会后，同一部落均姓部落老祖父之姓。出现了氏以后，按照宗法制度，继承姓或氏都沿用其父的姓氏。进入封建社会后，姓氏完全合而为一，姓氏的择用便一直选用父亲的姓氏，民间，子女随父姓为历来之惯制。
在民间，姓氏的择用还有一些遗弃父姓而改作他姓的作法，所见有如下几种：
1、用“赐姓”。“赐姓”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为显权威、笼络臣子的一种手段，臣子使用赐姓被认为是一种“荣幸”。
2、用“报恩姓”。民间有用改换姓氏以“报恩”、“寄情”的作法。
3、从他人姓。民间有许多从他人姓者，其中有女子也有男子。清和民国，女子出嫁后，要“从夫姓”，以示男尊女卑。从夫姓者要在本姓之前冠以夫姓，如本姓张，夫姓李，无大名之女子便称作“李张氏”，有大名时，如叫“玉娥”，便称作“李张玉娥”。此俗直至50年代初，在乡村仍得见。男子从他人姓者，或因为被招聘作女婿要从妻姓；或为过继异姓之家作继子者，要随继父之姓；随母改嫁的子女，大多也随继父之姓；被人收养的男女，要姓养父姓。从他人姓之俗，除了“妻从夫姓”在民间已被摈弃外，其他从姓之俗至今在乡间仍可见到。
4、立新姓。在河南民间，也可见到遗弃本姓而改立新姓者。所见多为本姓字生僻难读难认或发音不雅者，姓者将其改立他字，或改写，或简化，或另换新字。
各种改姓者的子女大多仍行“择父姓”之制。民间也有一些作“上门女婿”或作继子、养子者，在其子女长大成人后便让其中一子复还本姓以示不忘其祖的。
民间，有血缘之同姓是不许联姻的，尤其“五服”之内限制更严，即所谓“同姓不婚”。然也有同姓者并非同一血缘，而不同姓者却为同一血缘者。因此民间有同姓不同谱，不同姓而同谱者。这种同姓不同谱，不同姓而同谱的现象多为前述之改姓所致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复灭和重男轻女观念的日渐淡薄，“子女择父姓”之惯制已受到冲击，尤其在城市，有许多人让其子女随母姓；也有多子女者让其子女分别随父母之姓，长子随父姓，次子则随母姓；也有共随父母之姓的，如父姓“王”，母姓“赵”，取名“昌”，便叫“王赵昌”等。
